做医生，是个良心活儿 | 吕林教授的自述

“每挽救一双眼睛，就是唤醒一颗心。”这是来自吕林教授的故事，吕教授机缘巧合走上眼科之路，行医几十年始终与患者保持信任和互助，最终让他成为国内口碑和专业水平皆受好评的眼底科专家。金眼科

他的初心是什么？他心中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？他是怎么评价医生的良心？他又是怎么看待“看病难，看病贵”的问题？读读中国医学论坛对吕林教授的专访吧。

吕林教授，主任医师，博士生导师，中山大学眼底病中心主任。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眼底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，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眼底病学组委员。中国微循环协会眼科分会常委。中华眼底病杂志，眼科学报编委，AsiaPacificJOphthalmology编委。

1、缘起：我走上眼科之路

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，那时我们在学校没有课本，也不怎么读书。

1978年春天，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“科学的春天”的主题演讲：“这是科学的春天，让我们张开双臂，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！”这段话当时广为传播，也点燃了我成为像陈景润一样的科学家的梦想。

恢复高考后，父母帮我选择、报考了医学专业。这个选择背后是有原因的：我小的时候，作为教师的父母在家时只能看一些医学书籍，他们慢慢地就感觉到医学对自己、对家庭乃至他人都是有巨大好处的。

我走上眼科这条路也是机缘巧合。学医之初，我颇有“大志向”，比如攻克癌症、血液病等等。所以我首选的领域是内科、外科，其次是妇产科、儿科，而眼科属于“小科”。

本科毕业的时候，我考取了北京协和医院（以下简称“协和”）的研究生。但是阴差阳错，档案在邮寄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，因为错过了档案接收的最后时限，我只好放弃了去协和读研究生的机会。

协和有个教授替我惋惜，把我推荐给了中山眼科的毛文书教授，说我是研究生考试中成绩不错的学生，所以后来毛教授亲自出面协调解决了我的档案问题。就这样，我就在中山医科大学眼科中心开始了我的眼科学习生涯。

初到医院，我的运气不错。改革开放之初，医疗战线人员匮乏，这就给我们年轻医生提供了独当一面的机会，需要我们马上能胜任一些比较重大的工作。那时候，两三年年资的医生就可以做比较难的手术。

当时，我们工作3年以后就要跟随医疗队去下面的乡镇工作了。下乡，也是我医疗水平提升最大的时期。我所在的团队一共5个人，一个老教授专门负责看门诊；我负责所有大小手术；还有一个低我一年的医生负责收患者、写病历，另外还有两个护士。

下乡前3个月基本上没有教授的指导，因为教授一直在门诊，但是每天的“强迫性训练”让我们得到了最多的锻炼和最快的成长，熟练掌握了白内障手术操作，一个上午就可以做10到20个，也是从那时起，我的手术技术也逐渐地成熟。

2、一次铭记终生的误诊

1991年，我攻读博士研究生，可是轮转期间来到了眼肿瘤科。当时有个小男孩患者，眼肿瘤科医生会诊后认为是视网膜母细胞瘤，而这种病需要进行摘除眼球的手术，而我，被分配去做这个手术。

术中，摘除的眼球被放到福尔马林中后，迅速瘪了。立刻，大家心里都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因为这意味着小男孩患的并不是视网膜母细胞瘤。如果是肿瘤，眼球是不会瘪的。

把一个不应该摘掉的眼球摘掉了，我们都很紧张。

下手术台后我们和男孩的父亲交代了一下，表示可能诊断错误。病理结果证实果然不是肿瘤，而是非常容易和肿瘤混淆的Coats病。

我们向他的父亲表示歉意，他只轻轻地回答道：“谢谢医生，好在不是肿瘤。”

那时，绝不会有人怀疑医生会有意做对不起患者的事，当然医生也绝不会那么做。而今天的医疗环境却如此紧张，患者总是怀疑医生是不是有意做对不起自己的事，令人唏嘘痛心。

3、医生的良心

医生行医要凭良心，良心和法律是有区别的。有些时候医生过于害怕违犯法律，反而会作出更多对患者不利的事情。比如医生给患者进行有些检查，就是怕误诊。感冒患者中可能有人是肺炎，医生怕漏诊，就给大部分病人开胸部CT检查，医生并没有错，但加重了国家和患者的负担。

我们需要法律作为大框架来保障现在的医患关系，但不应该用法律衡量一切医疗。法律要求一个医生的诊断准确率达到某个数字，是脱离实际的。同样的手术，三甲医院成功率可以达到90%，基层医院可能只有40%，难道基层医院犯法了吗？医学的很多方面是法律无法衡量的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医生的良心尤显珍贵。

与中国相比，国外的医疗更关注性价比。比如一个手术需要10块钱，成功率是70%，而花1000块钱，成功率是90%，两种方案对比，国外会首选前者，而中国人往往会选择后者。一个感冒患者来就诊，可能吃十几块钱的药，80%～90%的几率就痊愈了，而中国的趋势就是让患者花上千元去检查是否是肺炎，以避免漏诊，投入很大。和国外比，我国的经济卫生学研究差得很多。然而在我看来，这个问题的解决一定是要建立在患者和医生互相信赖的基础上。而医患互信的基础，则是医生队伍的纯洁，和医生素质的提高。

在国外，成为医生的门槛很高，医学院校不容易考取，一旦考入就要保证能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，因此他们所获得的待遇也很高。优秀的人成为医生，形成良性循环。因此在国外，城镇和城市的医院区别并不是很大，而在中国，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，医生整体水平和层次的提高是当务之急。

5、感谢我们的患者

尽管现在医患关系比较紧张，但是作为医生我要感谢患者。医学要进步，需要进行很多临床研究，这就意味着患者要付出很多。我国是发展中国家，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给参加临床研究的患者很多经济补贴，我们的患者大多是自愿参与并且自费治疗的。可以说我们科研的点滴进步，都是来自患者的贡献。

亚洲人群高度近视一直没有好的治疗办法，现在我们的临床研究也致力于探索新的手术方法，手术可能需要进行七次之多。即使手术效果不理想的几率很大，很多患者依然愿意尝试，为医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自己贡献。正是这些患者表现出来的“义气“和”正气”让我们医学科学能够顺利发展。

曾经有一对夫妇带着20岁的孩子就诊，孩子处于糖尿病晚期，基本上双目失明。这对夫妇本身也是糖尿病患者，又都是下岗工人，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微薄收入，给孩子治病的费用缺口巨大。

这个患者治疗的成功率很低，治疗结局很可能是医生和患者都不想看到的——“人财两空”，花光了积蓄，却没有保住孩子的视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医生选择不治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但是这对夫妻只有这一个孩子，如果孩子失明的话，整个家如何继续支撑下去？后来，我们还是选择给患者进行手术，奇迹并没有出现，手术后效果也并不理想，但是这对夫妻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怨言，每次见面告别时候总是感谢。三次手术后，患者的病情还是没有改善，但是一家人对医生的尊敬和感谢却从来都没有改变。

我常常想，如果所有的患者都能这样理解医生，我国整体的医疗环境将是何种理想的情景！

6、“看病难”“看病贵”的问题，该怎么解决？

看病难、看病贵是如今常被提及的主要社会问题，该怎么解决？

解决“看病难”，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提升医生的诊疗水平，让医疗资源分布平均，避免出现医疗集中的现象。

事实上，中国的医疗成本和价格与国外相比是偏低的，然而我国的医疗保险发展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，在这方面如果能做得更好，那么“看病贵”问题就会得到很大改善。

此外，在关注医学的发展、培养医生、制定国家医疗政策方面，大医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、发挥更大的价值。